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教育经费如何浇灌人才培养的沃土？从4%看教育投入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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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学龄人口下降。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按照三个栏目列支，即个人经费、公用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其中，公用经费（除专项经费按照项目管理单独列出外）主要按照生均标准下拨，用于学校日常运行必要的办公用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图书、设备等小型资产购置和维护。公用经费与教育规模高度相关，其预算以人均教育投入为标准核算，当学校学生数下降后，公用经费总量就会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影响需要以全局的眼光看待。比如，教师工资和福利支出是按照工资标准支付，表面上与学生规模无关，但学生规模影响教育的总量需求，长期来看也会影响教师工资总量。近几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再强调，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着眼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前瞻性布局，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学龄人口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调整是教育投入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之一。

　　国际知名教育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将教育生产函数的组成要素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资源阶段、学校组织阶段和大数据阶段。[4]在资源阶段，产出与资源投入正相关，即有多少学生就需要多少教师和校舍，资源需求是清晰、显而易见的，产出主要表现为学生数和毕业率。这一阶段政策努力的方向最清晰，即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在学校组织阶段，资源基本满足需要，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对学校组织结构和办学行为进行各种提升与改造成为主要政策举措。于是，教师培训、缩小班级规模、严格教学标准和程序、配备教学助手等学校层面的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生产函数的关注重点，产出则关注学业成绩。大数据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不提供明确的概念框架和技术路径，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教育经费投入效率的异质性并寻找解释，体现循证思维和实践逻辑。在这一阶段，创新项目成为教育经费增量的主要来源。

　　当教育发展方向开始转向提高教育质量，相应地，教育预算侧重点也开始从显而易见的要素投入转向学校层面的投入，特别是组织结构调整和组织能力建设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学校合并、集团化办学、教师县域内流动等；后者表现为教学常规管理、教学共同体建设等。举例而言，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国培计划”是组织能力建设支出，从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2010—2014年），到聚焦乡村、服务基层（2015—2017年），再到精准扶贫、分层施训（2018年至今），[5]其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政策目标是明确的，但转化为省、市、县执行的操作性项目并根据一个个项目进行预算的过程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标准。在这个阶段，提高教育质量的支出“权利”转化为“预算”的过程，逻辑传递链条是模糊的，这可能会导致对项目实施效果的质疑。[6]

　　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是正在进行的央地共同财政事权调整。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确认教育投入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校舍安全保障、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等方面分五档负担不同的投入比例。[12]当前，将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共同财政事权要逐步明确划分省、市、县各级支出责任，按照减轻基层负担、体现区域差别的原则，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支出成本等，差别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推动建立共同财政事权保障标准，按比例分担支出责任，研究逐步推进同一市县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分担比例统一”。[13]这有助于提高教育投入的可预期性，构建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全国统一的制度化清晰框架，夯实教育可持续投入和有效支出的制度基础。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财政体制改革从部门预算逐步向下延伸至对市、县（区）的指导，差别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由此可见，教育经费投入与保障制度一直在“变”，央地支出责任不断调适，对县（区）教育的适切性也在逐步提高。

　　提高教育投入效率的努力还体现在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治理”的趋势，凝练和生成教育投入的有效性“模式”，体现学校层面教育发展、扶助贫困、师生幸福的目标与支出之间的多样化链接，打破各种“标准”给学校创新带来的约束，形成教育投入审核、支出监督的数字治理模式。2023年9月，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统计体系的意见》，已经体现出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分档的方向。同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将给政策适切性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未来不仅能够判断教育投入是否达到了4%目标，还能用数据分析和发现教育投入的结构与增长是否体现了教育质量提升的方向，这体现出教育生产函数大数据阶段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