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美国清洗政治：一幅残酷新世界的蓝图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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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正在奋起抵抗，激烈、耀眼，并充满希望。美国各地的人们正在反击一个剥夺了他们生命本质——安全、关怀、生计和尊严——的政权。大学教师、学生以及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呼吁建立“学术互助防御协定”（Academic Mutual Defense Compacts）以抵御特朗普的攻击。从城市街道到大学校园，这股反抗力量日益壮大。工人、教育工作者、艺术家、联邦雇员和学生等群体，正在奋起反抗他们的权利被侵蚀、身体遭受暴力以及正义感和能动性受到攻击。随着对退休基金崩溃、移民身份、警察暴力和工作保障的担忧加剧，稀缺、贫困和无力感的沉重压力在情感和身体上都造成了损害。食品价格飙升，消费品变得更加难以获得，苦难日益加深。然而，面对这片黑暗，抵抗仍在继续增长，人们大胆反抗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所称的“慢暴力”——那些摧毁日常生活、抹杀记忆、掏空能动性意义的政策。

　　这股反抗浪潮直面清洗与抹除的政治，它像野火一样在民主的躯体上蔓延：一个被剥离以服务市场的国家，记忆被夷平与改写，异议在意识形态顺从中窒息，法律被扭曲成复仇的武器，而种族化的他者被驱赶出归属的边界。这不仅仅是政策，这是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理念本身的战争，我们必须明确其本质：这是一场多战线的清洗运动，人们需要持续不断大规模抵抗它。这些抗议并非象征性姿态；它们是反叛性的确认，宣告着激进民主的承诺并未消亡，只是濒危，但仍值得为之奋斗。然而，它们在一个不祥的地平线下展开：政治性清洗——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法律的、种族的和历史的清洗——正在美国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有可能成为一个残酷新世界秩序的蓝图。

　　这不仅仅是国家职能的倒退；这是市场驱动的威权主义的复苏。在这样的政权下，民主的道德核心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可弃置性机器（apparatus of disposability），它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和利润之上，“对令人难以接受与不幸之事加以粉饰”。在特朗普的美国，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罪恶化的恐怖政权的崛起。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伊西·拉波夫斯基（Issie Lapowsky）在《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一篇报道中透露了特朗普“心血来潮公开地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将那些被视为罪犯的移民和绿卡持有者驱逐到萨尔瓦多那个残酷且非人性化的巨型监狱中关押”。克里托萨尔（Cristosal）的常务董事诺亚·布洛克（Noah Bullock）恰当地称CECOT监狱为“洞”。大卫·列维·施特劳斯（David Levi Strauss）对布洛克的评论补充了一些细节，指出“当他们被当作木材一样层层堆叠起来时，CECOT最多可容纳40000名囚犯。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没有探视权，没有娱乐时间，无法接触外界，没有阅读材料，没有寝具，而且他们将永远无法离开该设施”。

　　美国各地正在出现旨在禁止对历史进行批判性解读的记忆法案。这些批判性叙事挑战着那些粉饰、审查和排除被压迫者、奴隶制、残酷、战争以及倒退的例外论观念的主流叙事，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发声。历史失忆症已成为特朗普政治和国家的核心教学工具。从过去的历史汲取教训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变成危险行为，因为历史让学生和公众能够鉴古明今，识别模式，并学习如何不再重蹈历史上最恶劣的压迫行径。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赋予人们一套可以用来表达的语言，让我们不会忽视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的“奴隶制、私刑……压制选民”以及其他不公正行为的历史后果或者让它们在记忆中消失。特朗普及其MAGA黑衫军所做的，不仅仅是制造哈泽尔·卡比（Hazel Carby）所称的“控制历史知识的全国性运动”，他们正在将历史变成种族主义武器。历史清洗是反对包容性历史的更广泛强烈反弹的一部分；它是威权政权的核心要素，这些政权通过抹杀人们的历史、记忆、学习机构，并最终抹杀他们的尊严、能动性和集体身份，使他们消失。

　　历史清洗，正如马克西米利安·阿尔瓦雷斯（Maximillian Alvarez）恰当描述的那样，是“二十一世纪针对长期历史意识的政治战争”。这场战争正在美国展开，书籍被查禁，图书馆藏书被清洗，极右翼政客要求公立和高等教育机构净化课程，抹去“我们昔日那些令人难堪的部分”。在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清洗中，种族主义的残酷性变得模糊不清。诸如“在1877年至1950年间，超过4000名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在全国各地的城镇被处以私刑”以及针对黑人男性和男孩的私刑仍在继续（尽管不再是公然示众）这样残酷的事实被系统性地抹去。这种种族恐怖在历史上根深蒂固，但现在有关的历史记录却被蓄意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景观[3]——以大规模驱逐和监狱崛起为特征，监狱成为恐惧、无法无天和惩罚的核心工具。大卫·列维·施特劳斯（David Levi Strauss）恰当地将这种对惩罚性国家的强烈关注描述为“惩治性色情”（carceral[4] porn），它强烈地映射出我们的时代。他的话值得长篇引用：

　　在美国各地，大学和公共机构愈发转变为意识形态战场。涉及种族主义、性别暴力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书籍被禁止。挑战特朗普政权、探讨紧迫社会问题或倡导巴勒斯坦自由的教授面临骚扰，许多情况下甚至被解雇。另一方面，正如赞恩·麦克尼尔（Zane McNeill）在Truthout报道的那样，现在国际学生的处境越来越堪虞，仅仅因为参与政治讨论或表达异议就受到政府骚扰——他们成为目标是因为未能满足白宫关于何为“爱国”居民的意识形态标准。至今已有超过一百所机构的600多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监控他们的社交媒体，寻找所谓的“反犹太内容”。这种意识形态压制的模式延伸到课堂之外，整个学术部门，尤其是那些专注于中东研究的部门被有计划地解散，因为它们被贴上“意识形态俘获”避风港的标签，而且因为有针对性的立法而被控告助长“反犹太骚扰”。教职员被剥夺工作、终身教职和尊严。他们受到一个监视型国家的监控，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呼应着希特勒德国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

　　意识形态清洗并不仅限于公共和高等教育。特朗普最近针对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行政命令，呼应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1937年7月，希特勒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堕落艺术展”（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以谴责任何违背国家教条的文化表达。两者同出一辙，都是意图强加单一和大一统的国家叙事，并将复杂性和艺术异议判定为犯罪。某种极权主义在歌颂残酷、军国主义、人为制造的无知以及多种多样的（无论是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宗教、白人至上、极端民族主义还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政治舞台上蓬勃发展。正如多纳琳·怀特（Donalyn White）和安东尼·巴拉斯（Anthony Ballas）正确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清洗和历史失忆症是当今向某种极权主义投降的核心。历史遗忘的政治不仅覆盖思想，也覆盖身体，直接导致集中营、监狱和现代古拉格。

　　白宫蓄意抹杀历史的行为在将反奴隶制偶像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形象和传记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网站上移除时达到了最低点，这是意识形态私刑，试图抹去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同时贬低非裔美国人对国家历史的深远贡献。这不是疏忽；这是对记忆的有计划攻击，一种审美暗杀，像塔布曼这样的偶像与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塔斯基吉飞行员（Tuskegee Airmen）等人物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借此一举，极右翼不仅改写历史，而且试图重新想象美国的身份认同，一个不再能承认其过去残酷真相或其黑人公民的抵抗、勇气和才华的身份认同。

　　法律清洗指的是系统性地瓦解作为民主保障的法律，并将其转变为威权统治的工具。这种法律清洗模式以利用法律来统治取代法治。它关乎的不是正义，而是支配，将法律变成排斥、复仇和威权控制的工具。在特朗普治下，法律不再是保护权利，而是强制忠诚。联邦雇员被大规模解雇，以便为忠诚党羽腾出位置。特朗普曾经威胁精英律师事务所，其中许多正在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污蔑那些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的法官，并承诺赦免那些因政治暴力被定罪的人。他誓言要吊销移民的社会保障号码，并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驱逐，所有这些做法都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与特朗普结盟的国会正在通过法律来限制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努力不懈地清除经验丰富、无党派的公务员，取而代之的是无条件执行其议程的政治忠诚者。在此过程中，法律保护被逐步废除，监管机构的权力遭到剥夺，异议被视为犯罪。移民和学生仅仅因为倡导亲巴勒斯坦观点就被从街上绑架，扔进没有标记的车辆，消失在偏远的ICE拘留中心。没有指控。没有审判。没有正义。

　　这种有组织野蛮行径的纯粹恐怖在冷酷的萨尔瓦多独裁者纳伊布·布克莱（Nayib Bukele）与特朗普会面时表露无遗。他冷酷地拒绝将阿布雷戈·加西亚（Abrego Garcia）送回美国，轻蔑地称之为“”，不会将他“偷运”回国。加西亚不是，（美国）政府也承认他是被错误驱逐的。然而，情况变得更糟。正如哈菲兹·拉希德（Hafiz Rashid）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中报道的那样，尽管最高法院下令将加西亚送回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一再拖延，躲在玩弄语义和技术细节后面拒绝执行。在像布克莱这样的独裁者的支持下，白宫似乎满足于让一个无辜的移民在古拉格中饱受煎熬”，完全无视正义和正当程序。

　　国家超越了身体暴力；它通过拥抱非理性而壮大，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幌子为恐怖行为辩护。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家支持的对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的绑架，他是一名参与反以色列抗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虽然哈利勒的信念可能是合法的，但他援引了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的一项条款，该条款授予国务卿有权“亲自决定”某个移民应否留在美国，依据的是他的“预期信念”。这一令人震惊的声明，及其类似纽伦堡法案和卡夫卡式噩梦的意味，揭示了威权政权的本质，即惩罚所针对的超越了个体行动，还预先针对思想本身。它呼应了极权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在那里，自由不仅被扼杀，而且从根源上被铲除。这绝非仅仅是法律上的越权；这是对正当程序和自由的公然攻击，是对正义的荒诞歪曲，旨在剥夺最基本的人权。

　　国家暴力总会盯着一个目标，而且明显得令人发指的是，它以种族为目标。从南部边境到投票站，从校园抗议到内城社区，种族净化不再是隐藏的策略，它已成为一项治理原则。数以百计的移民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和驱逐，有时被送到萨尔瓦多的巨型监狱，或无限期地关押在ICE设施中，在里面人权是事后才会想到的东西。在纳伊布·布克莱的恐怖统治下，通过犯罪进行治理的概念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已有84000人被逮捕和监禁，通常没有审判、听证或任何其他正当法律程序。”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被过度监视却保护不足，人们经常遭受残酷对待，处于一个监狱型国家的瞄准监视下，被视为威胁而非公民。警察暴力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种族规训和形式，而白人至上主义民兵则受到纵容并常常得到保护。

　　正如已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醒我们的那样，黑帮资本主义或其升级版新自由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兴盛，靠的不仅是，而且通过想象力的死亡、批判性思维和知情判断连同滋养它们的机构本身的瓦解来实现。挑战压迫性身份认同、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培养能够瓦解它们的文化和教育力量。正如人们必须面对新自由法西斯主义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经济、金融和制度结构一样，认识到统治在知识和教学层面上运作，塑造思想和观念如同塑造市场和政策一样至关重要。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解和愤怒，而是有组织的抵抗。人们必须重新夺育，使它成为解放的载体，培养具有批判性、知情和勇敢的公民。现在不是沉默或旁观的时候。现在是行动起来捍卫自由、正义、平等以及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脆弱民主梦想的时候。

　　*本文英文原文于2025年4月18日发表在左翼线上杂志Counterpunch，原标题为“The Politics of Cleansing”，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中文译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是全球大学创始成员，现任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学术讲席教授，并担任保罗·弗莱雷批判教育学杰出学者。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未预见之事的恐怖》（《洛杉矶书评》，2019年）；《论批判教育学》（第二版）（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0年）；《种族、政治与大流行病教育学：危机时期的教育》（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1年）；《抵抗的教育学：反对人为制造的无知》（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2年）；《反叛：反革命政治时代的教育》（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3年）；以及与安东尼·迪马乔（Anthony DiMaggio）合著的《审判法西斯主义：教育与民主的可能性》（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5年）。吉鲁也是Truthout理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