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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诸如“酷儿民族志”(Queer Ethnography)、“去殖民视角”(Decolonizing the Gaze)这样的课程,但它们往往为选修小众“精品课”,招生人数有限。我的一位学生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觉醒度量仪”(Woke-o-Meter),它扫描课程描述中诸如“异性恋霸权”“交叉性”“系统性种族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解构”等术语,据估算,这类课程在文理学院2025–26年目录中的5,000门课程中约占3%,通识教育课程中约占6%(但其中约三分之一带有左倾倾向)。更多典型课程包括《神经元功能的细胞基础》(Cellular Basis of Neuronal Function)、《德语入门(强化)》(Beginning German (Intensive))和《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我个人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而言,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其他知名的犹太教员,都未曾真正遭遇过反犹主义的攻击。正如哈佛大四学生雅各布·米勒(Jacob Miller)在《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一篇评论中所说:听到“每四名犹太学生中就有一人感到‘身体上不安全’”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每天都自豪地戴着基帕(kippah)在校园里行走的人,难以信服。把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简单地归为“反犹主义”,实际上是屈服于那种“只有群体间的仇恨才值得谴责”的批判性社会正义逻辑。如果批评者不去直接反驳反以立场所包含的暴力倾向和历史盲区,反而热衷于贴上“反犹”标签,最终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语义争论而毫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