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探寻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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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其年笃老”“功遂身退”，“既归乡里”“皆以寿终”，陶渊明盖以《归去来兮辞》定型“知止”，以“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为缀，李白以“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为赞，贺知章以“筵开百壶饯，诏许二疏归”为辉，白居易以“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为叹。苏轼以“二疏墓”有属而沈括以《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辩之。明弘治五年（1492年），赵鹤龄修“二疏祠”。嘉靖十年（1531年）兵备佥事李士允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并塑二疏像，作《二疏祠记》，勒刻碑石，广植林木，彰表先贤。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因久仰“二疏”之德，而赞曰：“荒城名尚二疏存，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沂州知府李希贤旋令勒石建碑。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里记载：“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沂州承县》里也记载：“汉疏广墓，在县东四十里。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疏受墓，在县东四十二里。”李士允在《二疏祠记》也言：“（二疏）墓在其南里许，累累七塚，莫辨某墓为二疏者。墓无祠，此其祠也。”“四十里”“四十二里”此为一个约数，文字修辞之为，实为一地，更是指同一个祖茔。此里数亦即二疏城到峄县之距离。所以《峄县志·古迹考》曰：“太傅少傅疏广疏受墓，县东四十里。”又据李士允所言，二疏祖茔在散金台南里许，不得辨。墓前并无祠堂，“散金台”上的那座旧祠堂就起祭祀作用。按“墓在其（‘散金台’，或言‘二疏城’）南里许”，“二疏墓”当应推之原在今台南“城前村”附近，或者村内。

　　汉宣帝刘询（前91年至前48年1月10日），汉武帝刘彻曾孙，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至前48年1月10日在位）。少时坎坷，游历三辅，知民疾苦，洞悉吏治。在位期间，政治上，隐忍蓄势、躬亲朝政，平乱定鼎、整饬吏治，为政宽简、惩治贪腐，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形成“麒麟阁十一功臣”。军事上，大破匈奴（本始二年即前72年联合乌孙国），囊括西域，平定西羌（神爵二年，即前60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朝称臣，设置金城安置降羌，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各国，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版图。经济上，调整经策、整顿工商，抑制兼并、轻徭薄赋，设常平仓、平抑物价。文化上，兴盛《谷梁》、颁行《史记》。

　　司马光评价曰，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载：“皇太子（即宣帝子刘奭，前75年至前33年7月8日）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汉书·元帝纪》有‘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此后历代亦以因之，直至清末。评价认为，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概之，自我意识强烈，客主关系遂紧，尤其因为汉宣帝骨子里并不好儒，所以儒者在朝，如二疏等本质上仅仅属于点缀耳。此辈有或无并无关大局，其与内朝或中朝之臣隔之甚远，对政治影响亦微，二疏之高明，且为后世迂儒所不及者，在于其早就参透此点，《汉书》赞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一旦仕宦成为险途，前程隐含危机，那就毅然决然，从君臣罗网中挣脱出去，洞察先机，义不受辱，保全性命，维护尊严，避免沦为政治牺牲，此为考虑之首要。至于杀身成仁等，则决绝不在其选项之列。以此观之，二疏出处行藏，相与同僚皆仰，普遍认同共鸣，窃以二疏言其心声，故此，为二疏祖道，其势彰显，“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魏晋以来，士人读《汉书》，于二疏之旷，似特具会心，掩卷之余，均情不自禁、神往不已，且多由己而慨，遂付之咏叹。《汉书》以《疏广》于此人生大关节堪谓切中肯綮焉，文末“皆以寿终”，为二疏一生作结，其人生可谓不虚度矣！

　　而二疏人生，正实践了“功成、名遂、身退”之轨迹，陶渊明尊之为春秋末期以来，远绍孔、老之贤人！知易而行难，真能参透世事，踵武二疏者，孔、老以来，亦凤毛麟角耳。二疏“知止不殆”，“余荣何足顾”，此凝聚止足的智慧；此诗亦近乎张协《咏史》，对二疏一生，用五言诗做完整的复述，从诗歌写作手法而言，此诗几乎纯用赋体，比兴手法则少见，钟嵘《诗品序》谓：“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然而，陶氏此作却并无“芜漫之累”，何也？由于二疏故事已极富象征性意味，所以陶诗即使多用赋，其赋体亦极具比兴之义。实际上，在此诗中，赋即比，赋即兴也，在平实叙述中，一字一句，均兴味盎然，其得益于二疏之一枝一叶，均拨动士人之心弦，感发无穷者也。

　　首先，在诸多深刻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历史人物中，二疏辞官的自觉和不计贫贱的人际交往，与陶渊明的理想最为接近，仅就《归去来兮辞》一篇所见，他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大致有孔子、楚狂接舆、荷篠（同“筱”）丈人、陈仲子、疏广、蒋诩等。从他所用典故来看，他从孔子身上只吸收了“知退”的一面，儒家的人生理想永远不能占据他的思想和生活重心，它如同陶侃等先祖的功业一样，带给陶渊明的更多的是内心的波澜而非宁静。这些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人物中，先出仕再归隐的只有疏广与蒋诩，其他均为道家代表人物。蒋诩的归隐政治意味更浓，不似疏广表现为更自觉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返乡后，蒋氏只与高士求仲、羊仲往来，而疏广则是“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疏广返乡后，他们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所以，仅就此文看，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二疏。陶诗中（赠答诗除外）出现频次最多的现实人物是农士：田父、邻曲，诗中所谓“素心人”并非鸿儒，可能更多的是务农的“白丁”。在农民中间，陶渊明绝无高贵与孤傲之感，这一点不仅与蒋诩不同，也与后世很多故作清高的文人大不相同。所以，赋中的“三径之资”之典，陶氏仅取其隐居之义，而无标榜自己清高之意。陶渊明其他诗文中叙写的历史人物较为丰富，除去那些未曾出仕过的隐士、农士与道家代表外，相比《归去来兮辞》还多出这样几位：三良、荆轲、陆贾和扬雄等。陶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大约分两类：一类是作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如三良、荆轲等人。这表明，陶渊明欣赏的人格风貌是丰富的，淡泊宁静与金刚怒目都能统纳到其精神世界内；一类是作为人生的榜样与模范，扬雄、二疏即属于这一类，但他所取法的轻重与多少则因人而异。扬雄虽然有归田的理想与憧憬，但不曾付诸实践。陆贾的归隐实属仕途不得意所致。因此，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的人生模式只能是源于二疏的启发，是他为自己在社会与个体的矛盾洪流中，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而浇筑成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命之舟。

　　诗中所言“好爵”，肯定不是陶渊明曾担任的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与彭泽县令等卑职，而可能是对二疏官职的描述，即使为假设之辞也含有二疏的为官作参照。“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既是自述，也正是二疏东门挂冠、荣归故里的写照。飞鸟所还的是“旧林”、“先巢”，池鱼所思的是“故渊”，就像二疏返“故乡”，自己还“旧宅”一样，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返乡归隐后的自由与舒畅的心情，是其与二疏人生取向相同之处。与二疏不同之处在于，二疏的出仕一因“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一因“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而自己的出仕是为“口腹自役”，无“生生所资”，依靠家叔而“见用为小吏”。二疏返乡是“功遂身退”，不仅携金而且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东都送行，属于荣归故里；而自己借避督邮之责“自免去职”，形单影只，仓皇逃离。两相对照，即使“有酒盈尊”，他仍不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苦闷。他在《还旧居》中，先是实写自己归来，最后自然过渡到二疏，其中“去还归”不就是“归去来”的另一种表达吗？

　　最后，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悦亲戚之情话”正呼应了二疏“厌厌闾里欢”的温馨。《晋书·陶潜传》中说他“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正是他对二疏“所营非近务”的直接效仿。汪春泓谈及陶渊明《咏二疏》诗时说：“此作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渊明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渊明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这段话揭示了二疏对于陶渊明出仕、辞官返乡的人生模式与二疏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最能代表陶渊明人生模式的宣言是《归去来兮辞》，它凝聚了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思想精华，也是陶渊明“归去来”人生实践的总结，使得“归去来”人生主题在文学中得以定型。

　　经陶渊明改造后的“归去来”模式，给予后世文人无穷的慰藉，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就在于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并非建立在功成名遂的基础上，这是他与二疏的最大不同。因此陶氏“归去来”的魅力在于，打破了二疏所创并为世俗所认同的“身退”必须建立在“功遂”这一条件之上的“知止”观。因为假如文人都追效二疏的功成身退，最终还是无法解开“不遇”这个命运死结，文人心灵依然无法从儒家的人生罗网中挣脱出来。比如，上述以二疏辞官为榜样的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政治上卓有成就的重臣。他们的辞官要么因认同知止思想，要么为避祸，即所谓见机归隐，仅仅把归隐作为一种低俗的政治避难手腕，而非最高人生境界。陶渊明“归去来”的突破在于取消了那个“功名”的基础，而把归隐建立在心灵解放的宗旨上，这就打破了儒教的紧箍咒，把社会人变成自在人，不用拘泥于儒家的所谓大善、小善的界定，挣脱了达与穷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