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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关注的“难题”,则是加缪作为一种知识分子代表,其声誉的持续走低——这一趋势甚至从他生前摘下诺贝尔奖便已开始。根本问题也许还是加缪试图在正义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这使得他既是上位者眼中的“麻烦”,同时也无法取得弱势者的信任,甚至招致他们的“反抗”。2015年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凭借《默尔索案调查》一书获龚古尔奖首奖,这部以“为在《局外人》中被默尔索谋杀的阿拉伯人赋名”为己任的作品的成功,可以看作是“反加缪”者的一次胜利。然而到2016年,达乌德便因为针对德国跨年夜性侵事件的评论——“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一种对于女性、身体及情欲的恶劣对待”——遭到十九位学者联名发文抨击,他们指责达乌德重演了“东方主义式最扭曲、最具成见的陈腔滥调”(据“卡迈勒·达乌德”词条)。到2024年,达乌德再次凭借《天国美人》一书摘下龚古尔奖,而这次只过了几个月,他便再次陷入争议漩涡:此书以阿尔及利亚内战为主题,然而很快便有一名内战幸存者指控达乌德盗用了她的个人经历与创伤。由于达乌德的妻子是一名精神治疗师,同时的确为这名幸存者提供过治疗,后者的指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这一事件因为同时涉及写作伦理、医疗伦理,乃至民族问题而变得无比复杂——当年致力于反抗加缪让阿尔及利亚受害者无名就戮的达乌德或许很难想到,自己的作品如今可以在法语世界得到认可,却被禁止以阿拉伯文在阿尔及利亚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