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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点爱成金》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片段,出现在惠特尼·沃尔夫·赫德带着两位从Tinder辞职追随她的女同事,在奥斯汀的初创办公室探讨新APP构想时。面对“如何构建一个为女性服务的社交平台”,唯二的两名女员工争先恐后地提出建议——“要有举报功能”“但举报后第二天变态又回来怎么办”——作为CEO,惠特尼将这个建议升级为“零容忍政策”:一次骚扰即永久封号,无第二次机会。她们继续讨论,认为APP应该“未经允许禁止发送裸照”“禁止发送上身赤裸的照”,惠特尼觉得可行,并指出这些差异将帮助她们区别于Tinder,“如果要找更有意义、认真的感情,人们就会打开它。”“太酷了。”两位女员工欢呼,“我们想到什么就能定什么,然后就成真了。”
当“Girlboss”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它又反过来“助力”更多女性创始人在商业界“上桌吃饭”。阿莫鲁索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争分夺秒地将个人品牌商业化,创立了GirlbossMedia公司,举办面向千禧一代女性的商业峰会和交流派对,并售卖印有#Girlboss的周边产品。从华尔街到硅谷,再到时尚、美妆领域,众多如阿莫鲁索那样的“Girl-boss”(包括惠特尼·沃尔夫·赫德)自发涌现,并被推到了聚光灯之下。她们年轻、有型、白手起家且充满激情,宛若新时代偶像。一个最完美的“Girlboss”是这样的:她不仅事业上卓尔不群、战绩彪炳,而且衣着时髦、形象完美,还能在忙碌事业与个人生活(乃至家庭)之间保持优雅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往往被描绘成具有“利他”色彩的领袖——她们的成功“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为了激励身后所有女性”。
从内部来说,这一年,被称为“Girl-boss一代”的多位女性创始人接连遭遇声誉滑铁卢。在线行李箱品牌Away的联合创始人斯蒂芬·科里(StephKorey)被曝公司文化存在压榨、辱虐员工的问题,不得不辞去CEO职位。时尚媒体《精炼29》(Refinery29)的总编辑兼联合创办人克里斯汀·巴伯里奇(Chris-teneBarberich)因公司内部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引咎离职。更引人注目的是,以打造“女性乌托邦”著称的共享办公空间TheWing,在疫情与舆论的双重冲击下形象迅速崩塌,员工揭发其所谓多元与包容的承诺不过是空壳,创始人奥黛丽·盖尔曼(AudreyGel-man)最终被迫引咎辞职。服装品牌“改革”(Reformation)的创始人雅艾尔·阿弗拉洛(YaelAflalo)也因类似指控退出管理层。
在短短不到十年间,“Girlboss”神话从“站在风口上猪都飞得起来”的那个“风口”,成为了“直到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的“潮水”。事实上,女性创业者形象被哄抬、打造与解构,如同一场不断重复的循环。社交媒体和公众最初热烈追捧“女强人创业神话”,因为这是新鲜而振奋人心的故事。然而,这种铺天盖地的神话最终只能导向一个狭隘的模板:女性必须“无所不能”才能算成功。一旦现实中的个体偏离了这一神话模型,舆论态度便急转直下,从捧上神坛到群起攻之。女性创业叙事经历了从过度吹捧到过度苛责的过山车,这背后是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复杂情感投射,既希望她们突破性别桎梏,又潜意识中设定她们难以持久,甚至以更严厉的目光审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