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青记独家丨赵月枝 敖疏影：转学新闻传播：跨专业考研学生的新闻观念形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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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高考作为社会分流机制的功能逐渐减弱，考研日益具备“类高考”的特征，既是缓解就业压力、增强求职优势的理性选择，也被寄予实现向上流动、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情感期待。与对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和应届生身份有着严格要求的“保研”相比，考研相对宽松的制度设计和选拔标准，为更多跨学科、跨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教育跃迁的机会，也推动了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和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化。近年来，跨学校、跨地区、跨专业报考现象日渐显著，这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报考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的考研录取难度和分数线远高于其他专业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学考研依然吸引了大量跨专业考生（以下简称“跨考生”）报考。“跨考生”占据了报考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半壁江山。

　　跨专业考生的新闻观念塑造，是一个动态、复杂的个体心理与社会互动过程，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多重因素的交织。这些因素难以用量化指标精准衡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法，在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对话，从“过程”的视角更全面、深入地描绘跨考新闻传播学群体的特征及该群体新闻观念的变化。为保证样本多样性与代表性，访谈对象在地域分布上涵盖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考研阶段上包括初次或多次备考、考研失败后换专业、已录取考生，在本科专业背景上涵盖理工科、人文社科、医学、经济学等，在考研院校层次与类别上涉及“双一流”高校、普通本科与地方重点高校，在新闻相关经历上既有有实习或从业经验者，也有零基础跨考者，性别比例则尽量均衡，但因专业特点女性比例相对较高。数据收集遵循理论饱和原则，即在新访谈无法产生新洞见时视为饱和。

　　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是对“新闻”“新闻业”和“新闻职业”在科学、价值和方法上的观念的集合，包括“实然”和“应然”内涵，并直接影响新闻实践[3]。以新闻专业大学生新闻观念的可操作化形成过程研究[4]为参照，本研究将新闻观念划分为三个维度：（1）对新闻本身的认知（包括新闻的定义及新闻与社会、政治、市场的关系）；（2）对新闻职业的认知（包括职业追求、职业伦理与就业意向）；（3）对新闻行业的认知（包括行业生态与宏观环境）。相应地，本研究设计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包括“你认为新闻是什么？”“新闻与政治/社会/市场关系如何把握？”“你选择新闻职业的初衷与追求是什么？”“你认为记者应遵循哪些职业伦理？”“你的就业意向如何？”“你如何评价当前新闻行业生态？”“媒体融合与数字化转型对行业有何影响？”等问题。此外，通过“你原专业为何？为何决定跨考？”“备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及克服策略。”等问题，进一步补充了对受访者背景与动机的理解。

　　一般来说，汉语言文学、英语、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考生最常选择跨考新闻传播学。近年来，来自理工科专业的考生也逐渐增多[7]。与本专业考研的同学相比，跨考压力与孤立感是跨考生主要面临的困境。一名考生直言：“相比于高考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校老师的方向指引，考研需要我一个人长期独自坚持，这一过程就像是‘在黑屋子里洗衣服’，经常会让人感觉到迷茫。周围的同学都去工作、留学、读研，只有我还在家里依靠父母给钱复习备考，说实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我第三次考研的时候。”（S03）考研中，考生往往需要独自搜集信息与制定学习规划，并不断调整备考方向，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信息战”。另一名受访者则形象地比喻道：“每年题目都在变，今年考得差几分，再考一次可能差得更多。如果跨专业考第二次还失败了，感觉就像游到河中央，进退两难。”（S04）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与孤军奋战的境况，使跨考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尤为沉重。在复试环节，跨考生常因缺乏学术与实践背景而需额外说明。部分学生通过媒体或公关实习弥补专业不足，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不少学生基于职业发展选择跨考新闻传播专业。一方面，该专业不涉及高数，被部分学生视为学习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吸引了大量跨考者，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录取竞争的加剧，“二战”“三战”，即二次、三次重考，也逐渐成为常态。正如S10所言：“我发现自己没有学生物的天赋，也不喜欢一直待在实验室……新传不考数学让我觉得难度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考生更关注长远的职业规划。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强，跨学科开放，能够满足多样职业诉求。S17受访者曾计划以医学背景结合新闻传播，在未来从事健康传播，“当时我觉得当记者并不需要特定的专业背景，而医学的门槛和壁垒却相对较高。如果本科主修医学，还可以辅修新传等文科专业，但如果本科主修新传，就无法再辅修医学。因此，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选择一个专业壁垒更高的专业作为第一学历，并在硕士阶段补充新闻传播学背景，会比直接选择新闻本硕的路径更具优势”。此外，新闻传播就业面广阔，也吸引了希望进入内容创作或宣传岗位的考生。例如S08说道：“我喜欢拍照和写推文，但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对方觉得我不是专业出身拒绝了我，所以选择跨考新传，让公司看到我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这反映出跨考者不仅在兴趣上找到认同，也在职业路径上看见现实收益。

　　与功利性动机并行，跨考新传群体中存在大量原发性动机，表现为对新闻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许多受访者在中学或本科阶段就因阅读新闻作品或接触传媒实践而萌生兴趣。S14坦言：“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想读新闻专业，也一直对新闻很感兴趣。”S07回忆新冠疫情期间的触动：“我看到记者奔赴前线、发出真实的声音，这让我觉得新闻工作充满意义……这段经历坚定了我考新传的决心。”即便知晓竞争激烈，S02仍表示：“虽然知道新闻传播类考研很‘卷’，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这个专业的热爱与选择。”S14表示：“我一直有新闻理想，只是本科选择专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想去的学校读新传，所以我想研究生的时候通过考研转过去。”由此可见，原发性动机中往往蕴含着对新闻价值和新闻理想的认同。换言之，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与理想和社会观念高度相关的学科，这也使得考生的学科选择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信念色彩。

　　许多考生的选择源于院校研究方向与个人职业规划的契合。例如，受访者S17原本是医学背景，最初只想做医学报道与科普，直到偶然看到某校开设健康传播专业的推文，才意识到学术路径与职业目标可以高度统一，从此确定方向，并通过修双学位和实习提升竞争力。S15的选择则源于一次学术论坛，他在国际传播研讨会上被一名教授的研究打动，最终决定报考该教授所在的院校。无论最终是否进入新闻行业，他们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对新闻传播学的第一层次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兴趣出发，逐步向更加深入的学科研究取向靠近。尽管择校过程中形成的新闻观念尚未最终定型，但这一阶段的思考和选择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初心”，影响着他们后续的学术研究或职业规划。

　　“做专题”被视为衔接输入与输出的关键环节，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特定主题系统化地整理可用于考试的答题框架与语料，将其作为答题“底稿”，从而在有限时间内实现高效作答。部分考生会购买市面上的专题笔记进行背诵，但不少人发现，这类材料难以应对不断推陈出新的考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反复修改和应用中逐步构建个性化的专题框架，使答案更契合目标院校的风格与期望。随着阅读文献的深入和框架的优化，考生的新闻观念与学科理解也随之不断演进。例如，考生的答题框架的不断演进体现出考生思考层次的深入和新闻观念的细化。备考初期，许多人依赖5W模型等简单框架，但他们在备考过程中也开始逐渐认识到这种框架虽条理清晰但缺乏深度（S08）。部分考生在专题学习中探索出更具层次的逻辑结构，如“历史—现在—未来”的时间线：先梳理中西方发展脉络（历史），再分析现实挑战（现在），最后提出未来展望（未来）。这种框架体现出跨考生开始对新闻传播学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S19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她在整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专题时，从教材到高被引论文逐步研读，却发现理解愈发模糊，也由此意识到文科研究的“主观性”——同一问题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路径。随着阅读深入，她逐渐认识到新闻“客观性”并非中立原则，而是受社会制度、市场机制与媒介权力关系影响的历史产物。这一认知使她在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更具深度，并自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联系起来。她逐渐意识到，中国新闻观中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一套建立在实践经验与社会动员机制之上的理论体系。相比强调“客观中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揭示了新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功能。

　　考研辅导机构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全国性大机构、区域性/院校定向机构、平价课程、一对一辅导，以及传统线下考研机构。它们通常覆盖考研的不同阶段，提供全程班、半程班、冲刺班、暑期班、答题班、热点班等多种细分课程，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备考进度和需求进行选择。许多跨考生在备考初期，会面临如何取舍复习内容的问题。由于不同院校的考察重点不同，考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覆盖高频考点，而考研机构的课程往往提供了一种简化但高效的路径。例如S13提到，她在备考初期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应该优先学习哪些理论和知识点，但在购买考研机构的课程后，有了更清晰的学习方向：“最开始复习的时候，我很迷茫，市面上有太多书可以看，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后来听了一家考研机构的公开课，他们列出了几个‘高频考点’，我就先从这些内容学起。虽然机构的课不会覆盖所有知识点，但至少让我知道了哪些是考试重点。”

　　考研机构主要服务于应试需求，其“以不变应万变”的训练方法导致答案高度同质化，其概念提炼、框架构建和答题模板训练突出党性原则、舆论导向等高频考点，却缺乏历史脉络、现实应用和批判思维的拓展。这种“标准化”训练虽然提升了答题的标准性和效率，却让部分考生思维局限于固定框架，缺乏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此外，依赖机构备考的学生往往继承讲师的理解偏差，例如片面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作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而忽视其独立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不少受访者还表示，机构课程针对性不足、教师经验有限，甚至存在收费后服务缩水的问题，难以提供有效指导。由于课时有限，即便是昂贵的全程班，也只能成为辅助，大多数跨考生在备考期间仍需自主学习。

　　这种转变从她提供的两年备考所写的关于“新闻业”的笔记和答题记录中可见一斑。在第一年，她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基础的教材层面。她在答题时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视为新闻业的重要价值观，强调其“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并在“对策类”题目中将其作为解决新闻乱象的方法。然而，在备考B校的过程中，她大量阅读了目标院校核心学者的论文，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在她的笔记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普遍适用的职业伦理，而是被放置在资本与政治权力交织的结构中进行批判性考察。她还进一步对比了中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指出中国新闻业在革命时期群众办报的实践，与西方新闻自由概念下的资本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那些因现实考量而放弃传统媒体的跨考生不同，部分通过考研进入新闻院校，接受了系统新闻教育，特别是在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老师带领下，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考生，则在职业认同方面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他们不仅对于新闻理想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也并未因行业现状而放弃自身理想，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去践行新闻使命。受访者S08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后表示，这一课程让她意识到，新闻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服务社会、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之前我只是觉得新闻就是传播信息，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但学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后，我才理解新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新闻报道会受到限制。”（S08）

　　这种割裂感让她对继续深耕影视传播领域产生了动摇。而在这个时候，她接触到的乡村传播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她的思考，并促使她萌生了转向乡村传播的念头。“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更适合做乡村传播，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我不会觉得自己和家乡割裂。我希望能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去商业平台做影视运营，那样的话，我会感觉我跟我的家乡、跟我的爷爷奶奶就完全脱节了。”（S18）最终，她决定投身乡村传播研究，认为这一方向不仅契合自身的学术兴趣，也能让她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联系，而不会因职业选择而远离乡土社会。“我觉得做乡村传播，至少不会违背我的初心。我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迎合市场，而是可以真正做一些对农村、对乡村文化有意义的事情。”（S18）

　　2024年，习在给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中强调：“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一指示再次强调了新闻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新闻传播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如何培养党和国家所需的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已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关键议题。特别是对于跨考生而言，其新闻观念的塑造不仅涉及学科适应，更是对其社会责任感、批判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全面锤炼。本研究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的考研群体为对象，呈现了跨考生新闻观念“元塑造—内塑造—再塑造—实践抉择”的多阶段形塑路径。这种动态建构不仅揭示了跨考群体的学习路径与学科适应，也反映了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内在逻辑和所处的信息环境。

　　从跨专业考研到进入专业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跨考生的新闻传播认知提供了更加稳固和深层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在考研备考过程中因目标院校风格而开始阅读相关论文，还是在入学后学习系统课程、阅读经典文献、参与专题研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跳出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单一想象，重新定位新闻的社会责任与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随着课程体系的深入推进和导师学术风格的影响，“新闻理想”被再阐释为国家—社会层面的公共使命，通过主流媒体、政策研究或传播实践实现“理想的转译执行”。一些学生在此基础上坚定了进入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等路径的信心，主动将自身职业选择与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传播实践联系起来；另一些则将乡村传播、国际传播等方向确立为学术关注重点。这种在系统教育中不断深化的认知转变，使他们不仅具备了解释现实的能力，更逐步形成了以人民立场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新闻观念，为其未来的学术发展与职业选择提供了持续而有力的价值支撑。此外，教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真学真信”与课程设计的一致性，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整合与职业抉择；若课堂与私下言说失配，将加剧学生的认知撕裂与行业幻灭感。

　　正如本研究所揭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立，是一个院校内外的系统性工程。基于本研究结论，未来的教育与治理实践应着力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优化新时代大学新闻观念的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格局不断重塑的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使其在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引导社会树立正确新闻观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既是“大思政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任务。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应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而应拓展至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以全面提升其媒介素养和信息辨析能力[12]。第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应进一步探索跨学科优势的发挥机制，使跨考生能够将原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新闻传播研究，帮助他们实现从应试型学习向研究型与实践型转变，形成更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取向和专业定位；同时，强化“理论—史论—实务—技术”一体化，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数据治理、算法推荐、国际传播等当代跨学科议题深度耦合。第三，从职业发展与行业贡献的角度出发，应通过优化课程体系与政策支持，引导跨考生在多元职业路径中实现学术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转化，增强社会洞察力与国际传播能力，从而能够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践行社会责任，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关注考研培训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质量参差问题，推动公开透明的考试说明与能力模型，减少外部培训对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塑形，确保跨考生能够在更公平、合理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总之，跨考生群体的培养不仅是学科适应问题，更关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创新与人才供给，其教育路径与职业导向亟须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得到系统性回应。在全球传媒格局剧烈变动、价值话语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仅应聚焦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更应致力于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的传播人才，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