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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视域切入,对数字新闻认识论进行探索性构建。过程哲学是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人于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思辨范式,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不是由静态的实体构成,而是由不断生成(becoming)的过程、事件和关系构成。[4]在这一哲学视野下,现实的本质并非“是什么”(being),而是“正在成为什么”(becoming);真理不是一个稳定的终点,而是一种嵌入关系网络、持续协商与流动中的实践。[5]过程哲学实现了从“实体本位”到“过程本位”的世界观转型,开拓了从“确定性真理”到“动态关联性知识”的认识路径,构建起以“过程—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过程形而上学”范式。这与数字新闻的内涵——由数字媒体生态所培育的,旨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建构和介入的公共性信息关系——不谋而合。[6]
传统新闻业假定世界由可识别、可验证、稳定存在的“事实”构成,新闻实践的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这些事实。[7][8]记者充当“事实再现者”角色,为人们提供其自身通常无法直接体验到的部分世界的叙事。记者必须让受众信赖这些二手信息,认定这些信息是对现实可靠且有效的描述,其新闻报道才称得上有意义。[9]为说服受众相信自己对现实做出了可靠和有效的描述,记者在日常实践中通过标准化的新闻生产流程构建了一套符合客观性规范的“媒介逻辑”,这种逻辑不仅塑造内容,也赋予媒体机构作为信息权威的合法性。[10]由此,经典新闻学得以在一种实体主义的本体假设之上建立起来,据此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社会守望者”的权威形象。这种认知深植于20世纪以来的新闻职业伦理和教育体系之中,并构成了新闻作为“社会知识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来源。
经典新闻学的实体论认知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对“事实”与“真实”本体的理解,深受实证主义哲学与实体本体论的影响,并可在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找到其思想源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真实的存在并非人们感官到的现实世界,而是超感官的“理型”(Forms),感官世界范畴内的具体事物只是对理型的模仿或影子。[11]进一步地,柏拉图认为理型是永恒不变的,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只有通过理性认识理型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这种将知识定位为稳定、不变、可认识实体的哲学图景,为后来实证主义的“事实崇拜”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12]传统新闻实践对客观事实的追求,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接近一个被假定为存在于“理型领域”的、真实、纯粹的“事实本体”。笛卡尔则通过“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确立了思维主体的确定性,由此建立起“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强调通过理性怀疑与逻辑演绎来追求确证的知识。[13]这一哲学观点深刻影响了现代新闻观念中对事实与真实的理解。传统新闻理念中的客观性要求,往往隐含着一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假设,认为记者作为认知主体可以通过中立观察、核实程序等符合客观性规范的专业行动,还原客体世界的事实线]这种以稳定实体为基础的新闻认识论认为存在一个预先确定、可以被正确描述的事实,新闻的功能则是发现并传递事实。在这种实体本位的认知范式下,新闻知识不是生成的,而是映像或再现的。
西方经典新闻学高度重视新闻的客观性。传统新闻实践的实体本体观念在新闻专业理念的发展中不断被制度化。新闻写作遵循“倒金字塔结构”、记者充当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新闻发布追逐时效等,都是柏拉图、笛卡尔所主张的实体论在新闻实务中的延伸。在新闻客观性规范影响下,前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权力为专业媒体机构把控,新闻机构与记者被赋予把关人(gatekeeper)角色,其对线性新闻时间和专业新闻工作流程的遵循被视为保障新闻知识质量的关键。诚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认为的,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拟态环境,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必须通过“虚构”(fiction)这一媒介来完成;这里的“虚构”指的就是遵循特定方法对环境的再现,这种方法完全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15]借由拟态环境,公众得以“间接”认识所处的真实环境。建基于专业秩序上的新闻业,则为公众制造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拟态环境。由此,作为社会认知中介的新闻知识在前数字时代也拥有了独特的解释性权威。
新闻的权威性离不开被视为新闻生命的真实性,指向的是客观性法则护航下的新闻知识与真相之间的稳定联系。诚然,在传统新闻实践中,新闻工作者被视为公众与事实间的“中介角色”,通过合乎客观性规范的“验证”(verification),为公众呈现忠于事实的新闻报道。但新闻工作者的信息验证根植于实证主义传统,因而体现为一种“天真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16]即将新闻报道置于真—假、准确—不准确、可靠—不可靠、事实—虚构等简单二元对立结构中加以把握,无意识地遵循着将新闻认定为“静态物”的认知框架。在该认知框架下,新闻报道的真假常被等同于其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若符合,则被视为真新闻;若背离,则被归为假新闻。这一“符合真理论”的哲学主张,为评判新闻是否真实提供了参考,但也片面地强调了新闻与事件彼此符合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完全同步性,忽略了“正处于发酵过程”、多元视角解读与理解等复杂的现实事件状况。这种基于实体本体的传统新闻认知结构在数字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
以“稳定实体”为本体的传统新闻认识论在前数字时代确为新闻业赢得了来自公众的信任与尊重,但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智能技术的介入、平台算法的操纵以及用户实践的活跃性,令新闻知识成为一种持续生成、反馈、协商、再塑的动态经验过程。数字新闻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多元性,使得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变得愈加复杂,客观性规范必须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审视。[17]新闻业的权威正从“流程合法性”转向“服务公共对话的能力”,即通过专业调查核实事实促进多元讨论重建信任与权威。[18]因此,准确把握数字新闻知识的生产逻辑,须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传统的“存在”本体论,意识到数字新闻知识并非某种天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借由新闻实践和新闻传播场景的持续多元化被不断生成的“过程”。[1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程哲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过程哲学的基本世界观中,每一个“现实”都是一次合生(concrescence),即多种潜在可能、情感反应、历史背景和技术结构在特定关系场中实现的整合。[20]数字新闻的本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合生的过程,在实时和公开的情况下呈现为记者倾向、平台机制、编辑意图、用户反馈、多维时间等复杂关系在特定语境中临时性整合而成的“主体—超体”状态。[21][22]这里的“主体”可理解为特定情境下合生的新闻内容,而“超体”则意味着此新闻内容还将作为一重关系参与到其他新闻内容合生之中。在过程哲学的启发下,本文将从多维时间、关系协商与持续生成三个维度对数字新闻认识论展开探索。
在数字新闻生产中,对线性时间与灵活弹性时间的对比是新闻知识生产时间结构认识论转型的直接体现。[23] 2024年美国大选开票阶段,《》(The New York Times)与《》(The Washington Post)等媒体就建立选票数据可视化页面,实时更新投票进度。随着每一个地区的数据更新,算法自动调整大选结果的预测模型,记者和分析师则通过研读相关数据即时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布最新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新闻生产的节奏不再由传统新闻生产中“截稿时间”“发布时间”等固定时间节点定义,而是由事件发展自身的动态性所决定,“何时被再组织”取代“何时发布”成为新闻知识生产起点。这一状况与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其小说中描述的意象十分相似:时间永远分岔,每个“现在”成为无限分岔的起点,每个瞬间都可能衍生新的叙事路径。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不同行动主体在不同时间点的介入,均能开辟出新闻知识生产的新起点。
时间结构的变动不仅重塑新闻生产时间,也延伸了新闻存在时间。一条信息发布后,可以在任何时间被任何用户评论、分享、补充、链接。看似作为成品传播的新闻内容,实则为不同的临时草案,始终允许开放修订和重新发布,其生命周期大大延长。[24]这样一来,用户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可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同时涌现,也可能形成异时对话,产生多线程并行的信息流。如人民网在近些年推出的全国两会专题报道中,“两会要闻”板块滚动发布现场动态,以分钟为单位同步会场实况,形成实时性的信息流。背景梳理、实时报道、后续追踪等不同时间维度的新闻信息内容同时呈现在同一个新闻网页中,一改传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单独进行报道的惯例。这种时间结构突破传统“报道即结束”的模式,使新闻成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知识生产平台。在用户端,技术发展突破了新闻接收的时间限制,公众无需准时等待电视新闻播报或每日报纸内容,新闻消费的时间同样具备了非线性和流动性。由是,数字时代的新闻时间成为一种“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突破并重构了传统新闻生产与流通的线]时间不仅是新闻知识生产背景,也成为新闻生成的内在机制。新闻知识的存在状态从固定文本或影像的“点”,变成了时间维度不断延伸的“线”,甚至相互关联的多条时间线交织的“网”,其形态和价值在时间流动中不断变化。
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中,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其碎片化发布、实时更新、用户参与和多方协作的特性成为新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天然载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TikTok已成为许多美国人的重要新闻来源,大约一半的TikTok用户表示他们经常在网站上获取新闻。[27]记者不仅要回应平台算法对可见性和传播节奏的调控,还需适应用户评论、转发、弹幕等形式的实时反馈机制。这种新闻生产模式允许记者、用户、平台和算法共同参与新闻叙事的构建过程,为多元关系协商提供可能,不但改变了新闻生产的节奏和结构,而且消融了记者与受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传统边界。这种生产模式下,新闻内容处于“碎微”状态,并以“流”的形式不断更新,在用户、平台、技术、记者等主体关系协商中呈现“流动—聚合”特征,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信息拼图”。新闻内容在多元关系模式下以短讯、截图、短视频、深度报道等不同形式传播,在不同平台、不同语境下被重新组合、解读。新闻失去固定结构,传统的“5W1H”在数字环境下被重组为可增删、可互动的内容模块,打造“新闻事实”的多层次展演与感知。[28]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2018年叙利亚杜马化学袭击事件时,即打破传统线性报道结构,将完整的新闻内容划分为多个可点击展开的信息板块,如“事件背景”“多方指控与回应”“现场图像”“舆论反应”等。[29]报道中对这些信息板块进行超链接处理,用户仅需点击就可以跳转到详情页面,那些页面还包括其他新闻机构和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等,这使得所有新闻行动者都可以很容易地构建出一个“复调化”(polyphonic)的新闻事实。[30]因此,数字新闻的可信度来自多主体参与生成的“集体信任”机制,而非单一报道者的客观验证,这进一步印证了过程哲学视角下新闻真实的“关系性”与“生成性”:“真实”是主体间持续协商与情绪共鸣中的临时稳定状态,而非独立于经验的逻辑终点,它是在新闻流通的过程中动态形成的。[31]
传统新闻认识论主张新闻一旦被生产便完成了其对“真实”的建构,这种认识忽视了信息在流通与接收过程中重组与再诠释的可能。怀特海则在实践中看到事物的“潜力性”,并指出:一个现实存在应当被看作既是一个统领其自身直接生成的主体,也是一种发挥着其自身客体永恒性功能的原子创造物的超体——它已经成为一种“存在”,同时它作为每一种潜在的“生成”又属于每一个“存在”的本性。[32]具体到数字新闻实践范畴,数字平台的技术结构将新闻转化为一种碎片化的信息流,新信息的介入往往会推动新一轮的新闻知识生产,使得新闻传播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非终结性”特征。社交媒体为普通用户赋权,促进了来自各种权威和非权威信源的简短事件要素的即时在线传播。用户甚至无需主动搜索,仅凭社交媒体平台不断更新的信息流,就能“沉浸”在新闻过程的实时动态中。[33]在今年美国洛杉矶反移民执法行动中,社交媒体用户在X与Facebook平台上传现场图片或视频,表达对执法方式的不满。而后,无数用户在评论区或社群中参与讨论,甚至制作截图、视频合集等,它们成为新的内容素材。这些由用户产生的多版本、多模态、动态增量的新素材不断融入新闻议程,推动着新闻事件的发酵。这颠覆了传统新闻生产中“一次成型”的知识逻辑,令数字新闻知识以“即时更新”“边发布边修订”的方式持续生成与流通。因此,在数字时代,新闻不再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稳定表述,而是一种不断重组、持续生成、动态延展的媒介化存在。这种持续流动的传播节奏,令新闻知识生产成为多主体在流动语境同参与建构的“动态事件”,其真实性成为一个需不断验证、交互构建的过程。
其次,过程性认识论摒弃了“元素”作为新闻知识存在方式的基本单位,强调从“关系”出发理解新闻知识存在方式。换言之,新闻知识不能在某个稳定的认知坐标中以预设的方式生成,而只能通过多重关系的协同作用被临时构建。因此,除了关注新闻内容、生产主体、发布平台、用户参与等因素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不同关系形态等,均会影响新闻知识的形成、流通与被认知的方式。在数字媒体生态下,关系成为新闻生产、流通与接收的系统性动力,其中平台算法与新闻用户的聚合性关系在当下尤为重要。例如,基于用户对平台的高依赖使用关系,英国广播公司就宣布设立“新闻增长、创新与人工智能”部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个性化推荐新闻内容,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因而,算法以“可预测行为”的逻辑替代了用户的认知主权,从而重构了新闻消费的能动性与选择性。[36]与之对应地,新闻之所以被相信,也并非因其“符合客观事实”,而是因为它在视觉、情绪、语境与技术的复杂关系逻辑下,成为一种“被感知为真实”的协调状态。事实的本体稳定逻辑让位于事实的关系生成逻辑,新闻真实成为一种协商的、上下文依赖的动态结果。
最后,新闻学应当将“适时性”与“情境性”而非“唯一性”视为新闻知识的特征,构建更具开放性和介入性的知识体系。数字新闻实践体现出强烈的时间开放性,新闻不仅记录时间,也反向构成时间的节奏与结构。[37]内化于新闻事件过程之中的时间的流动,令新闻内容可持续援引旧事旧闻或加入事件最新发展状况以重构自身知识结构。新闻知识的认知终点被打破,转变为一种“过程性知识”。例如,在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中,最初的报道集中于降雨量数据和官方伤亡通报,但随着更多用户上传地铁车厢进水、市民蹚水逃生等现场细节,新闻呈现出“版本演化”的特征,意义层次愈加丰富。这就解释了为何部分事件仍未完成、但公众依然可以从过程性新闻报道中接收新闻信息——根源在于数字新闻实践的开放生成性。
需要强调的是,过程哲学视域下的新闻认识论可以帮助我们开拓一种组织新闻行动、重塑新闻生态的具体实践方案,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展望:其一,平台机制亟待实现对新闻实践“过程”的可感知与可协商,以回应新闻行动的分布式、流动性特征;其二,专业新闻机构的角色认同需从“守门人”转向“关系协调者”与“过程组织者”,在多元行动者间进行伦理判断与路径优化,令新闻价值在过程中维持相对稳定[40];其三,提升公众新闻素养教育,维系多中心、多通道网络结构以协同建构新闻公共性的质量,推动未来新闻生态向好向稳。总之,从过程哲学出发,以“流动—关系—生成”为核心认识并参与数字新闻实践,或可成为连接哲学思辨与技术实践之间的桥梁,为数字新闻生态的演化提供一条更具生命力与公共性的新路径。